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黄牛”横行的时代。春运回家，火车票一票难求，找“黄牛”买高价票却很容易；刘若英苏州演唱会将在本周开唱，据说 “黄牛”们已屯票在手，试图好好干一票。说起来，“车票黄牛、”“门票黄牛”已经算是“俱往矣”，现在时髦的是“租房”黄牛，他们将商品房低价租下，用三合板分隔成多个小隔间后，最多可容纳20多名租户，从中渔利，赚取更多的租金利润。据管理部门称，这种租房黄牛“导演”的群租现象在苏州城郊多个乡镇渐成蔓延态势。
公众对租房“黄牛”诟病之处包括两方面。一是垄断房源哄抬房租。租房黄牛充当着“二房东”的角色，他们盯住当地社区免费租房中介服务，一发现有出租的房源，马上租到手用来转租。这些“黄牛”常常一人控制着二三十套房源，垄断了区域低端出租房市场，打工者不得不为此支付更高的房租。二是租房“黄牛”以群租的方式渔利。群租房的安全隐患极大，由于隔间的材料基本都是木板，若是发生火灾等意外事故，将会对里面的租户形成很大的伤害。因此，黄牛操控的“群租房”无疑是在拿租客们的性命与财产谋利，一旦发生事故，与谋杀无异。
虽然社会对于这种行为是既气愤又无奈，如何整治却成了难点。 “黄牛”们不断换着挣钱的“马甲”，但操作手法始终一脉相承，无论车票“黄牛”还是租房“黄牛”，生意经都脱不开“囤积居奇”的套路，控制大量求大于供的稀缺资源，低吸高抛赚取差价。说到底，租房“黄牛”与车票“黄牛”一样，仍然是一种市场套利行为。既是市场行为，光靠政府管理部门突击式整治，恐怕难以见效，苏州群租房“久治不愈”也在反证着这一点。虽然苏州曾出台地方法规规定，租客人均住房面积不得小于12平方米，但限于管理成本高、监管不易等因素，最终管理部门只能在“民愤”极大之时集中整治一番，剩下的时间内放任自流的状态，逐步陷入“整治、复发、再整治、继续复发”的怪圈。
市场的问题，最终会在市场的框架内解决。这是无数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经验之道，租房“黄牛”与群租房问题，也不应例外。它们是社会高房价下畸形的租赁产物，是升级版的蜗居。坚持“两手抓”才能杜绝黄牛党与群租房。一手抓管理，要依靠租户和房东的联合抵制，制止房产中介和“二房东”进行群租改造和业务，同时立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一手抓租房市场供应量。从警方提供的部分信息看，“黄牛党”的群租房“顾客”大多是年轻的打工者。
高房价时代下，大部分在城市里拼搏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短期内买不起房的现实，而较低的工资收入水平使得其在租房的时候也没有比较大的选择空间。在房租上涨的背景下，群居性的蜗居是其必然而又无奈的选择。他们就是 “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的主力人群，也就是“夹心层”的代表性人群。给他们大量提供适租用房，让城市里的住房“夹心层”的居住条件有效改善，才能真正让群租房没有市场。
针对“夹心层”的住房问题，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去年提出要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齐骥所说的公租房，是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的房子，包括一些新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从外地迁移到这个城市来工作的群体。可惜的是，如今提供给打工者居住的低租金“公租房”实在不多了，而且大多有身份限定，比如大学毕业生、单位提出申请办理者。因此，从长远看政府大力推行公租房制度，公租房多一栋楼，租房黄牛与群租房就少一大片。
安居才能乐业，对于每一个劳动者的尊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只有让那些中低收入的群体一样可以享受到社会进步的好处，让他们的居住条件更人性化一点，这样才是社会之福。
